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今起，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陆建德，学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文学所所长，曾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主任、文学系主任；历任《外国文学动态》主编、《外国文学评论》主编、《文学评论》主编、《中国文学年鉴》主编。著有《麻雀啁啾》《思想背后的利益》《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戊戌谈往录》《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

　　认识陆建德先生很多年了，经常在一些会议和好书评选现场见面，直到去采访陆先生书房，才知道我们其实住得很近。走进陆先生家才知道，之前借由照片画的书房，仅是他家无数书墙的其中一面，我原来只画了书山一角。

　　陆建德先生出身知识家庭，祖父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浙江大学服务。他虽说自己没有旧学底子，但家里有很好的读书氛围，祖父家有一些线装古籍。陆建德先生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伦，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回国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冯至、卞之琳、杨绛等名家做同事。曾任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文学所所长，并主编《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等。学贯中西的他，同时任职外文所和文学所（相当于中国文学研究所），退休后，又跨入近代史研究。

　　陆先生书房，中文书和西文书都有丰富的收藏，还有一定数量祖辈、父辈留下的古籍，“书多成灾”自然也有读书人共同的烦恼，书找不着，但失而复得的乐趣又是如此迷人。和爱书人陆建德在书房里逛着聊着，说到哪本书时就一起去书房里找书，遍寻不着时，又发现别的书，就这样，一边找书，一边聊书，一边谈往说今。

　　陆建德：书房是我们读书人生活中呆得时间最长的地方，因为写作、读书、查资料都需要在书房，尽管我也经常在厨房、客厅写东西，但每次要查资料时，还是要去书房找书，但找书是个很大的难题，我家的书不都是在书房，不同的房间都有，所以，有时候为了找一本书，要花费很多时间。但这也有别样的乐趣，尤其是一些书失而复得的时候，会让人无比开心。还有些书，里面夹有条子、摘录、发票或其他一些旧物，也很激动。书房就是读书人快乐的源泉之一。

　　我书房里有不少祖父、外公留下来的古籍，线装书，我父亲读工科，对线装书兴趣不大。我现在书房里更多的是个人阅读史和成长史的记录。其中有一套大约是道光年间出的线装《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注，共二十册，缺第一册（序和图像），读的人多，已谈不上什么品相了。小学二年级开始，我经常去祖父的寓所，听他给我读这套《三国演义》。他坐在紧挨窗户的旧沙发里，一边读，一边解释，我坐在榉木小板凳上听。我似懂非懂，更加想从“小书儿”的图像上认识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模样。这些书房里的信息，会丰富我们的回忆。

　　陆建德：祖父服务浙大（包括浙大前身浙江甲种工业学堂）三十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退休，与杭州的旧式文人有若即若离的交往。父亲是独子，他和母亲结婚的日期应该是在19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之后、第二次淞沪会战结束之前。1937年11月，祖父率一家四口随浙大迁至“文军西征”的第一站建德，那是浙大“弦歌不辍”的起点。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副教授，浙大的画法几何和机械制图教研室主任。他身体不好，1973年退休了。外公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去世了。

　　陆建德：我是1960年进小学的，那时早就没有旧式小学了；虽然小时候家里和学校都能读到线装书，也不缺可读的书，但不是系统的国学教育，因为自从清末中国废除科举后，还没有形成全新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这代人虽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却不够系统。而旧学底子已经没有了，不像钱钟书他们那一代人，有童子功。

　　我们高考的时候，外国文学特别热，就选择了读外国文学。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第二志愿报的是北大中文系，后来就去了第一志愿。所以，人生的路也是蛮偶然的。

　　不过，那时候大学里的外文系也有中国文学研究，并不是不相干的。后来，我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的时候，像冯至、卞之琳、杨绛等都在外文所，他们虽然是做外国文学，但实际上也没有脱离中国文学。

　　陆建德：复旦大学当然是很重要的阅读期，当时复旦外文系有好几位名家，比如系主任孙铢，教精读的曹又霖老师，教泛读的丁兆敏老师，还有丰华瞻先生，他是丰子恺先生长子。此外，还有伍蠡甫、林同济、葛传槼和杨岂深等老师，都是教过我的。陆谷孙先生当时还比较年轻，但已经很出名，不过他没有给我这届学生上过课。复旦外文系的《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是同类读本中的佼佼者。

　　复旦毕业后由国家教委选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当然也是很重要的阶段。我在剑桥达尔文学院就读，博士论文写的是英国二十世纪批评家利维斯。留学时当然也读中国书，包括有些当代小说和反响较大的论文，不过远不及英文著作多。读英国文学（含批评），可能还略略改变了我欣赏中国文学的方式。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蛮喜欢买旧书的。在英国旧书店里买的旧书，也会有一些原来的主人留下的纸条或其他。我现在书房里，很大一批外文书是在英国留学期间买的。

　　绿茶：近些年，您先后出版了《戊戌谈往录》《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中国近代史研究您主要的关注点在哪里？

　　陆建德：我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晚清、民国。晚清以来，中国的道路不好找。那时候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改革，并不是形式上的改革，而是制度上的变化。其中，《戊戌谈往录》里，有一些篇章是谈保路运动的，尤其是对辛亥革命和保路运动有一些对史学界固定看法的重新认识。

　　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过程，还是受英美影响更大一些，比如，当时的教会学校主要还是英语为主。我父亲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当时我父亲在交大用的课本就是英文的。因为那个时候数理化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体系，只能用英文的教材。

　　另外，近代各领域的不少专家，在留学回国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还包括外国文学、外国思想的引入，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环。鲁迅先生花这么多精力翻译外国作品，也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人对于西方认识的渴望。鲁迅翻译的作品比他写的作品还多。

　　陆建德：这个问题特别好。小说和历史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中外都是如此。中国文学最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如果再去读《史记》的话，《史记》中有大量文学性的描写。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部作品有历史也有虚构。

　　同样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讲述方式，可以是历史式的叙述，也可以是文学式的表达，加入文学元素后，历史的表述变得更为宽广。小说家加入历史脉络之后，也会有更大的抒发空间。小说家永远有创造的空间，这对于历史学家也是一种启示，历史不是确定的，它也有各种阐释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彼此之间应该对对方都有一种敬意，小说家在写作之前，有大量的案头工作其实是在书房和图书馆。

　　陆建德：也没有什么宝贝，就是一些一般的书。我也不太在意版本，但因为跟自己的阅读经历有关，还有很多是留学期间买的书，但买这么多，也见证了自己一个又一个没完成的遗憾。

　　比如这本费正清讲中国形象的书，是费正清的签名本，当时买的时候很便宜。书中很多材料其实来自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现在像陈平原教授等很多人都认识到《点石斋画报》的价值，并且做了很多研究。但在费正清出这本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关注这个画报的人还不多。这个画报对于东西方文化比较，对于当时中国的风俗演变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记录。这些年，费正清的书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但这本书似乎还没有中文版。

　　另外一本是邓拓先生的《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是在中国书店买的一本旧书，也是很便宜，大概1.5元。可能店员没留意，这本书是邓拓签名送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泽咸先生的，我书房里那套《隋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就是张先生编的。邓拓先生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谈“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张泽咸先生读得很细，给这篇文章做了很多批注，指出文章中很多的问题，毕竟张先生是传统史学训练出来的，他能看出很多问题。所以，这等于是张泽咸先生给邓拓先生《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这本书做了一个批注本。我现在在想，张泽咸如此细致校订，想必是想让邓拓先生再版此书时参考的，但这本书后来没有再版过，所以，这些批注也不可能有机会修改了，这样一本书就很值得珍藏了。

　　还有这套《红楼梦》，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就是这个版本，道光年间的。封面都掉了，而且脏兮兮的。大概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有个邻居，我一直叫他外公，他借走这套《红楼梦》，等还回来的时候发现，外公把每一本书都包上书皮了，还写上书名，而且他书法还很不错。但是，外公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这套书能保留到现在算是万幸，而且是全的，一共24册。

　　我书房里祖辈留下来的线装书还有一些，包括几种晚明的版本。我不是藏书家，所以，也不是很在意版本价值。我的书房里，中国古籍和西文书都有一定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