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近代对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占领，给这些地区带来了许多痛苦的回忆。然而，与欧洲列强花了数百年在美洲和非洲圈占殖民地不一样的是，日本对其周边地区的侵占活动是在明治维新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完成的。

　　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的日本看到衰落的亚洲，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思想争辩。当时的日本社会围绕究竟是脱离亚洲成为西方的一员（脱亚论），还是留在亚洲成为亚洲的主宰者（泛亚主义）展开了讨论。

　　随着时局的发展，“泛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压过了“脱亚论”，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这两种思想，亦在这场争辩之中为日本发动各类侵略战争提供了种种借口。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泛亚主义”压过“脱亚论”成为了日本的主流观点呢？“脱亚论”和“泛亚主义”，又是如何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的？

　　1603年，德川家康结束了应仁之乱后日本混乱的战国时代，在江户建立了最后一个幕府政权，史称江户幕府。在这一时期，西方经过地理大发现后，进入了海洋时代，并不断向海外输送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传教。

　　而日本的近邻中国，却选择了逐步闭关锁国。1633年，由于天主教势力在日本的日益壮大，以及与西方进行贸易可能会让部分大名（封建武装领主）的实力超过幕府，江户幕府也效法中国，颁布了第一次锁国令，禁止大部分外国船只进入日本。

　　然而闭关锁国终究不是时代的潮流。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为了打开市场，获取更多的原材料，进行了很多扩张活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满清紧锁的国门自此被西方列强撬开。

　　1845年，借着中国国门被开的势头，同样处在工业发展阶段的美国也顺势和中国签订了一份双边协议。次年，美国试图和日本商谈贸易事宜，却被江户幕府拒绝。于是在1853年，美国人再次来到日本，希望日本可以打开国门和美国进行商业往来。迫于美国人的强大实力，江户幕府不得不签下《神奈川条约》，和美国人做起了生意。紧闭的日本国门重新打开了。

　　重开国门后，一些地方开始势力不满江户幕府糟糕的外交手段，便打算推翻江户幕府，重新恢复天皇的权势。当时在位的明治天皇也非常支持这些地方势力。1868年初，明治天皇宣布废除幕府，并重获大权。

　　明治天皇掌权后，与西方列强相比，日本还是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1871年，天皇派出了岩仓使节团到西方各国游历学习。使节团向天皇报告了西方的发达程度之后，天皇便决定对日本进行现代化改革。他大刀阔斧地对教育，经济，军事，基础建设做出改革，并鼓励大家学习西方文化风俗。这些改革都带动了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国力的飞速增长，也为日后的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治维新带给日本带来了进步，但此时西方对亚洲的态度却非常糟糕。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起屡向西方低头，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让日本非常害怕自己会不会沦为第二个清朝。出于自保和对西方的恐惧，日本人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

　　于是日本发生了一次激烈的讨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拥抱西方，还是留在亚洲做亚洲的主宰者？宣称脱离亚洲这一主张的说法，被称为“脱亚论”。其中最为著名的论断来自一篇刊登于《时事新报》的匿名文章。

　　《时事新报》是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的一份报纸，福泽谕吉今天也被印在了一万日元的纸钞上。这篇文章强调日本应该不再与中国和韩国这些亚洲国家为伍，而是应当全面西化。西方如何对待亚洲，日本就如何对待亚洲。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了。

　　与“脱亚论”支持者相左的便是“泛亚主义”的支持者。“泛亚主义”认为日本和他的邻居，甚至亚洲各国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而日本在这其中将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成为首个击败欧洲列强的亚洲国家。这一结果让泛亚主义者欢欣鼓舞，因为这预示着日本身为亚洲国家也是有能力抗衡欧洲的。孙中山先生甚至称这次胜利是亚洲人“自己的胜利”。

　　然而无论是“脱亚“还是“泛亚”，都将殊途同归，他们都成为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扩张侵略的借口。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攫取了台湾，在日俄战争中扩大了自己在东北亚影响，并在1910年将朝鲜半岛并入自己的版图。这种种侵略活动背后，既有“脱亚论”，亦有“泛亚主义”的影子。

　　从“脱亚论”的角度看，既然日本要效仿西方列强，那日本也可以像西方列强那样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来欺压自己的邻国。既然英国可以通过条约让中国割地，那日本也可以通过条约让中国割地，通过条约把朝鲜半岛吞并。

　　日本甚至还可以用列强对待亚洲的方式来对待列强自身，比如在日俄战争中日本通过条约让俄国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脱亚论”相信这些举措可以让日本成为和西方平起平坐的大国。

　　而从“泛亚主义”的角度来看，清朝国力羸弱，因此不能带领亚洲对抗西方的侵扰。那此时的日本就应该崛起，替代清朝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只有在更为强大的日本的带领下，亚洲才可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者，并且走向繁荣。《日韩合并条约》就强调了日韩合并可以“增进相互幸福，永久确保东洋和平”。加之“泛亚主义”认为日本和亚洲同根同源， 那么让邻国成为日本统治的一部分似乎说得通的。《日韩合并条约》就声称了日韩拥有“特殊而亲密之关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于对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所控制的土地的觊觎，日本自然无法对一战坐视不理，也想趁机从德国人手中捞上一笔。日本对德宣战后，旋即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一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胜国获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机会。日本非常渴望可以在和会上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共同瓜分胜利果实。代表日本出席会议的近卫文麿（二战时期曾三任日本首相），就在与会前直呼巴黎和会不应该被欧美主导。为了消除当时西方社会的“黄祸”论调，日本代表在会上还提交了“人种差别撤废提案”，认为日本人作为有色人种不应被西方歧视。

　　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山东问题由于中国代表团的拒绝签字而成为悬案，“人种差别撤废提案”也没有得到通过。在随后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山东被归还给了中国，这并不是日本代表想要的结果。再加上英日同盟也在华盛顿会议上没有得到续约，日本与西方更加形同陌路了。

　　带给日本的打击却远不如此。1924年，美国出台了“反日本移民法案”，这份法案对日本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嫌疑犯德富苏峰在当时评价到，这份法案意味着日本将把自己的外交中心转向他的亚洲“兄弟”。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苦心积虑地设法融入西方建立的世界体系，但到头来却还是没有被西方平等对待，大国地位也没有得到西方的认可。在战后和会上的碰壁以及西方对亚洲的持续歧视，让日本人咽不下这一口气。

　　于是在一战后，“泛亚主义“逐步取代了“脱亚论”，成为了当时在日本更受人追捧的理论。“泛亚主义“里的“亚洲大团结”和“对抗西方”这些论调，更能舒缓日本人的心中的不甘。

　　到了1930年左右，又有一支宣扬扩张的势力在日本崛起了，那就是军国主义者。先前的泛亚主义者主要是由学者和政客构成，而军国主义者则主要由日本军官构成。

　　在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中，日本也深受影响，迎来了昭和危机。此时的日本人口已经超过到6000万，对粮食等各类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以日本陆军军人为首的军国主义者站出来，鼓吹只有扩张和计划经济才可以把日本从种种危机中解救出来。他们还认为现有的议会制度是让日本无法繁荣的直接原因，日本应该建立一个军人领导的政府。

　　与此同时， “泛亚主义”和“军国主义”产生了融合。由于二者都可以作为侵略的借口，两种观点自然可以融洽相处。“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石原莞尔就是兼备这两种观念的代表性人物。石原坚信日本应该对外扩张，通过在海外占领区实行计划经济模式，让这些占领区提供相应资源来满足日本国内的需求，使日本与海外占领区的经济合为一体。

　　另一方面，石原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东方和西方终有一战，而日本理应作为亚洲的领导者带领亚洲战胜西方列强。为了实现这些想法，石原决定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一个“满洲”傀儡政权。“满洲”丰厚的自然资源可以用来满足日本国内的物资需求，而统治中国东北也符合日本想统领亚洲的目标。

　　“九一八事变“后，军国主义势力愈发猖狂。其中发生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对日本内阁则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次事件之后，日本内阁重新允许军队的现役军官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

　　在这一情况下，如果军队不满内阁的政策，便可以让陆军大臣或者海军大臣辞职，这样内阁不得不进行重组。如此一来，日本军队便和政府内阁牢牢挂钩了，军队在内阁的影响力也达到了一个峰值。随着军队对日本内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内阁中对战争的支持度愈发强盛，“泛亚主义”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1937年6月，近卫文麿成为了日本的内阁首相。他既是一名坚定的军国主义者，又是一名坚定的“泛亚主义”者。他的上台预示着日本将成为疯狂的战争机器。次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在近卫文麿的许可下，日本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1940年，近卫文麿提出了充满“泛亚主义”色彩的 “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概念。这个概念鼓吹日本应该作为亚洲地区的领袖，带领亚洲团结一致走向繁荣。这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进行了辩解。

　　另一方面，这个概念也反对了西方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并号召亚洲团结起来击败西方。如此一来， “大东亚共荣圈”也为日本之后入侵被西方殖民的东南亚提供了借口。这一切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日本发展殖民势力的意图。

　　当然，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吸引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本身并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而此时位于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东南亚，又盛产战略物资。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作，日本人需要通过控制东南亚来维持自己的物资需求。

　　最终在1941年底，日本将枪口对准了东南亚。日本将入侵东南亚解释成为一场“圣战”，宣称其目的为了团结亚洲，建设亚洲，并驱逐西方势力。日本虽然表面上赶走了西方列强，但其对东南亚的统治，依然充满着暴行，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共荣”。

　　总而言之，日本走向扩张之路的过程是复杂的。先是19世纪末在“脱亚论”和“泛亚主义”两种理论的共同支持之下，日本选择打压中国和朝鲜以谋得亚洲霸主地位，从而试图获得西方对日本的认可。

　　但一战后由于日本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被西方列强平等对待，便摒弃了“脱亚”的想法而全力投身于“泛亚”的构想中。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发展，本身资源稀缺的日本开始觊觎其他国家的资源。国内暴露的经济问题又让军国主义者趁势上台鼓吹扩张的必要性并打压了代议制政府，使得日本内阁成为了军人的内阁，为发动战争提供了便利。

　　▲ 1943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会议”，用于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

　　加之军国主义和“泛亚”在扩张侵略的理念上不谋而合，便衍生出了“大东亚共荣圈”这种带有“泛亚主义”的扩张思想。这种思想甚至成为了国内高层的主流观点。最终，日本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左传》有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即便日本一开始侵略的借口听起来多么合理，他的战败表明，侵略的结局终将是搬石砸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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