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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正厅级干部。在超百万元的多次诱惑下，他先后收受贿赂，为他人提供帮助和关照。被纪委调查后，他把现金和金条交给表弟保管，并向纪委交代重大经济问题。“是人情、是面子害了我。”检讨时他这样说，但实际细节是上飞机前收受贿赂，下飞机便拿着钱回沈阳给重病母亲治病。

　　崔仁泉原系广州市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广州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常委，曾任广州市财政局党委副书记、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案发前，在领导和同事眼中他“人生阅历丰富、充满自信和魄力、工作能力强”。

　　1999年，崔仁泉认识了广州市一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蒋某，经常一起吃饭、打高尔夫。

　　2001年，在夜总会，崔仁泉提起儿子去加拿大留学，不久，蒋某便给崔仁泉20万元。“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当时我正和前妻宋某办理离婚手续，记得我将这20万元转给了宋某作为离婚的住房补偿。”崔仁泉说。

　　2002年初，崔仁泉儿子准备去加拿大，蒋某给崔仁泉港币10万元，“儿子尚不具备理财能力，我没把钱给儿子，而是带回广州放在家中，后于2006年家中失窃被盗。”

　　2008年至2010年，蒋某所在公司获得广州市劳保局和人社局五个信息建设项目，合同总价为16317268元。

　　受贿来的钱崔仁泉多用于购买房产、给母亲治病、日常开销及以侄子的名义投资。

　　2011年5月16日，崔仁泉的母亲在沈阳因心肺功能衰竭送医院急救。崔仁泉到白云机场时，有人送行并在其包里放了几万元应急。“我当时确实感觉我的包比原来重了些，但我没有心情看有多少钱。后来，我把这些钱用来给我母亲治病。”崔仁泉说。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2001年7月至2011年9月，被告人崔仁泉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联拓公司总经理蒋某(另案处理)贿送的人民币98万元、港币10万元及红木家具一套(未核价)，并接受蒋某的请托为其公司承接多个信息工程等提供帮助。

　　2009年10月至2011年9月，崔仁泉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军转干部周某丙、刘某丙、管某、万某及下属周某乙(均另案处理)贿送的现金人民币29万元、美元1万元及价值人民币17.28万元的500克奥运金条，并接受上述人员的请托，为其转业安置及其他方面提供帮助和关照。

　　原判决被告人崔仁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扣押崔仁泉退缴的人民币375993元、港币355320元、美元15790元以及500克奥运金条一块，上缴国库。

　　广东纪检调查显示，“崔仁泉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任妻子赵某和崔仁泉前妻的儿子关系恶劣，甚至为一些家庭小事大打出手，他被夹在中间非常无奈。为更好地平息家庭矛盾和纠纷，他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来满足家人的需求。”

　　崔仁泉自我检查，“从政40年，经历和面对过无数次廉政教育，但始终没有一次被打动，没有一次真正走进我的灵魂。”“自己没有守住底线，怪不得别人；是人情、是面子害了我！”

　　市人社系统系列腐败案中，最令人感叹的是崔仁泉，案发前，他在领导和同事眼中“人生阅历丰富、充满自信和魄力、工作能力强”，最终却因滥用权力，放纵贪欲，落得个折戟沙场、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被移送司法机关前与纪委办案人员最后的谈话即将结束前，崔仁泉神情落寞，一直陷于长时间沉默，最终只挤出一句：“自己没有守住底线，怪不得别人；是人情、是面子害了我啊！唉……”

　　崔仁泉谈起他的贪腐经历，一直强调摆脱不了“人情”纠葛。而事实上，人情观念、熟人关系成为崔仁泉等人贪污腐败的“桥梁”和“催化剂”，使他们把权力视为私器，权力与人情互相交织，大肆进行权钱交易。

　　1999年，崔仁泉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广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蒋某，据崔仁泉自述，“在交往中知道蒋某和我的一些战友有交往……基于这些情况，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多，经常一起吃饭、喝酒，还一起打高尔夫球。”

　　正常的朋友交往无可厚非，但是，崔仁泉与蒋某的“朋友”关系渐渐变得不只是吃吃饭、打打球这么简单。

　　2001年，蒋某听说崔仁泉的儿子要出国留学，先后送现金给崔仁泉，说是“朋友的一点心意”，崔仁泉几番推辞最终还是收下了。但是，崔仁泉心里很清楚，所谓无功不受禄，“蒋某送钱给我当然是希望我在生意上及其他方面能给他关照。”

　　2006年6月，崔仁泉调任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之后任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在这期间，蒋某靠着崔仁泉的“关系”，拿到了市人社局不少信息工程项目，蒋某为了表示感谢在几年间又先后借口各种“关心朋友”的理由向崔仁泉行贿。

　　警示：“八小时以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是考验党员干部的“试金石”。管不住自己“八小时以外”，“朋友之间交往”、“心意”就会成为潜伏的权钱交易路径。

　　一方面，崔仁泉说“我从没有具体过问人社局的信息工程项目，这方面的事我也不懂”；同时又说“蒋某的公司做的工程项目，具体我怎么帮他的很难说，主要是蒋某约过我及其他一些人社局的下属吃过几次饭，他们感觉我和蒋某关系不错”。

　　涉案的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原主任非常清楚崔仁泉与蒋某之间“不一般”的关系，因此在信息化工程项目中给了蒋某不少“便利”，一方面是因为不敢得罪，另一方面希望讨好崔仁泉，在仕途上有所回报。

　　此外，崔仁泉还经常带着他另外一个“老朋友”——某科技公司总经理梁某出席诸多聚会场合，介绍其与部门领导认识，帮助其获取工程项目。

　　在处理安置工作中，崔仁泉也多次约军转办原主任叶页等与自己的战友、朋友吃饭，强化所谓的“私交”，为牟取私利搭建了平台。

　　不仅如此，崔仁泉还收受这些下属贿送的钱财，默认了这些属下向自己“靠拢”，“以后在他工作升迁等方面关照一下”，同时也对这些属下大肆敛财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警示：“长官作风”看似归于个性，实质上是人情关系利益化的强烈背景色。崔仁泉身上有着强烈的“长官作风”，在各种场合都强调层级观念，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作风强硬、“说一不二”、“得罪不起”；有时同事和下属要见“老崔”，都必须预约，因此，身边的人特别是下属对他都很敬畏，不敢轻易得罪甚至唯命是从。这为崔仁泉的以权谋利大开方便之门。

　　崔仁泉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任妻子赵某和崔仁泉前妻的儿子关系恶劣，甚至为一些家庭小事大打出手，他被夹在中间非常无奈。为了更好地平息家庭矛盾和纠纷，他“左右逢源”，思考着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来满足家人的需求。

　　2000年，崔仁泉通过朋友认识了某科技公司总经理梁某，一开始崔仁泉与梁某交往不深，但是当梁某看到崔仁泉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特别是担任市人社局局长之后，梁某和崔家的关系就逐渐“密切”起来，崔仁泉也放任甚至支持这种密切的关系。妻子赵某追求名牌、追求高档商品的奢侈生活，梁某通过各种途径尽量满足；岳母余某（赵某的母亲）做生意、购置房产资金不足，梁某就无偿“借钱”给她；儿子想继续出国深造经费不足，梁某就主动帮着打点等等。

　　崔仁泉心里也很清楚，“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梁某之所以这么关照，“是让我在推动社保卡信息工程项目上给予其支持和便利”。

　　警示：家既可以是让人忘却烦恼忧愁的温馨港湾，也有可能成为滋生祸患的温床。崔仁泉没能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没有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亲属，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身边的人谋私利，从而在贪腐不归路上愈走愈远。（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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