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葱岭以西的世界，东亚地区是自古以就比较缺乏石雕传统。特别是用于纪念功绩的战争题材缺失，让无数历史上爱好者们扼腕叹息。但是在汉代，却有一组受到同时代西域风格影响的雕塑，出现在名将霍去病的墓前，向后人不断传达那个时代的真实声音。

　　这组雕塑以马踏匈奴为核心，是要纪念霍去病夺取祁连山、封狼居胥的伟大功绩。整座雕塑高1.9米，并重点突出了马匹腹部和遭压制的匈奴溃兵。由于花岗岩材质坚硬易碎，也由于汉雕刻风格的朴素幼稚，导致这尊雕塑无法像秦兵马俑一般栩栩如生。但还是努力的复原了战马身体细节，以浑厚有力的线条，勾勒出尖厚双耳、圆瞪的眼球、张大的鼻孔，以及略弓的后退之势。基本比例不失合理，并别出心裁的以匈奴人充当底座，增加了整个作品自身稳定感。

　　在这尊雕塑中，军马面容安详、微微颔首，整体线条十分流畅。马匹平缓的背部线条波澜不惊，体现了战马的沉着冷静。相比之下，匈奴人神情惊慌、面目狰狞，还手持弓箭在做垂死挣扎。一动一静的对比，体现了雕刻师所倾注的力量感。虽然马背上没有任何雕塑，但是能驾驭如此有力量的战马的主人，必然是更加威武，这一做法，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在雕塑结构上，战马的四肢几乎将对手完全覆盖，而不是将对方直接踩在脚下。但匈奴手中紧握的弓箭，也体现了敌人虽败，但是依旧没有解除武装的投降意思。从反面表达了忘战必危意识。后来的事实证明，雕塑者的担忧不无道理。即使有漠北之战的大胜，但匈奴还是多次和汉朝对抗，并不断争夺西域等次要战场。

　　对于战马的种类，石雕以青藏高原的马为原型。这个品种是蒙古马与西域骏马的混血后代，不仅体格偏大且体形匀称，还能同时能胜任拉车或者骑乘任务。这也反映了西汉马政部门的混血繁育策略。

　　这种将人物和动物形象融合在一起的石雕样式，在之前的战国时代还非常罕见。但却可以在早期的西亚艺术中找到对应物，并被后来的波斯帝国所继承。比如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巴比伦作品--巴沙尔德狮，就采用了象征力量和王权的猛兽，并将敌人压制在身下。结合西汉的历史背景，不难判断是进入波斯-希腊化文化圈的使节，或反向前来的技术人员，将这种结构引入东方。结合汉武帝让几个胡人属国的玄甲骑兵为霍去病棺椁送行，这样的推测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除了作为主体纪念物，石雕周围还分布着很多其雕塑。包括卧马、卧牛、虎吞羊、野猪和石鱼等丰富形象。这是是因为祁连山一带水草肥美，是匈奴人让六畜蕃息的宝地。制作这些小雕像，也是为了增强真实性与墓主人的生前分为，加强对霍去病战功的纪念。

　　不过，这些作品也和游牧文化圈息息相关。特别是虎吞羊的雕塑，在结构上类似中亚的斯基泰艺术，经常被考古学家在格里芬或者狮吞羊的作品中发现。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二者关系。毕竟，斯基泰文化的分布，从高加索发源地一直辐射远东。不仅匈奴本部受其影响，他们麾下的许多乌孙-萨卡部落也属于斯基泰大家族成员。当部分人前来投奔汉朝，也就是将源自西方的艺术风格同步带入。

　　相比于马踏匈奴的石雕，其他神兽石雕均留有打钎痕迹。这暗示了石刻尚处于继续加工状态，没有成型为最终作品形态。结合周围发现的废弃石料，就可能是霍去病去世太过突然，让建造陵墓的工期被大大缩短。工匠们必须迅速突击，才让雕塑看上去质朴且偏写意。否则，其理想的精致成果，一定会让后人大开眼界。

　　此外，被雕塑重点刻画的优质马匹，也没有能在汉朝的新家园中存在太久。在引进第一批汗血马后，汉朝方面就将数量有限的纯血马，大量用于同本土矮马杂交，剩下部分也要留给贵族们自用。在自然规律和追求数量的矛盾中，就诞生了大批质量不断下跌的混血马种。在加上中原没有适合良马所生长的温带草原气候，也让引进的良马最后没有形成稳定种群。因此，汉朝骑兵的辉煌历史，远比很多人臆想的要短暂。

　　随着汉朝衰亡，除马踏匈奴的主石雕外，其他动物形象都分散在了坟山道上。由于千年的雨水冲刷，最终造成不少作品滚落山下，甚至渐渐没入农田之中。虽然在露天环境下缺乏保养，但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栩栩如生。然后人得以通各种细节，窥探那个整体昂扬向上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