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霍去病墓＂石雕是现存时代最早、保存齐全的一组纪念碑性质的大型石刻群，是古代历史文化中珍贵的物质遗存。
据司马迁记载，霍去病年少有为，打仗不习兵法，讲求随机应变。汉武帝给他府邸却遭婉拒，留下匈奴不灭不回家的豪言壮语。受武帝重用却英年早逝，于公元前117年病逝陪葬茂陵，就是这样一位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军事将领及其身后墓，却成为了考古学术以及艺术领域探讨的焦点。但似乎司马迁却对此并不欣赏，在《史记》中未提过＂霍墓＂石雕的只言片语。对＂霍墓＂及其周围石雕的关注和考察源于20世纪早期，西方与日本学家开启了对＂霍墓＂的调查研究。
1914年法国汉学家谢阁兰拍摄了一张＂霍墓＂及其石雕的照片，并在最后的调查报吿中详述了＂霍墓＂，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张＂霍墓＂及其石雕的影像资料，但距司马迁的《史记》已过去两千年。照片中可见一座土丘，土丘上下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石块与石雕。据考此碑为清朝乾隆四千一年农历韦月兴平知县顾声雷请陕西巡抚毕沅写下的。同一时间有如此多的题记受邀，可见毕沅对所题字的真实情况应该了解不多，只是受邀行事，而真正负责人便只能是兴平知县顾声雷了。
＂霍墓＂石雕是现存时代最早、保存齐全的石雕组群，现存于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处，经过现代人的规划与整改，＂霍墓＂石雕被工完整整地一字排开，供游人观赏。然而＂霍墓＂石雕的大致原貌可以从1914年谢阁兰的照片中得知，16件石雕是杂乱地散落在止丘上下的。根据20世纪初外国汉学家考察绘制的平面图可以清晰地看到石雕在止丘上的分布情况，＂霍墓＂雕群现在的陈列方式随便于保护和观瞻，但也破坏列原有的配置关系。
关于＂霍墓＂石雕的绝大部分讨论都将其功能性归结为＂记功＂用，唯日本汉学家水野清一指出其除记功性功能外，还有可能隐含另一层意义。贺西林认为＂霍墓＂石雕有着＂仙山＂说的含义，而郑岩则在现代艺术观念与贺氏＂仙山＂说的基础上，将＂霍墓＂石雕看作大地艺术的一种体现。不管是对＂霍去病墓＂石雕的＂记功＂说，还是西汉社会神仙信仰的＂仙山＂说，相信关于＂霍墓＂石雕的讨论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研巧和学说产生，对于不同的文化意义及研究，笔者认同贺氏的一个观点，即＂艺术史是开放的，在＇霍去病墓’尚未发掘前，就其任何质疑和思考皆有存在的理由。
西汉在诸多制度上继承了秦制，但文化上却更多地保留了楚文化的特点。这也就是为什么＂霍墓＂石雕与秦代兵马俑无论在造型手法还是风格特点上都大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兵马俑中马顿栖如生，体型比例匀称，结构真实细致，连马颈上的肌肉都一一刻画，透露出足以威慑敌人的坚定目光。微张的鼻孔和嘴己似乎是在喘息，一副生动自如、活灵活现的状态；再看＂霍墓＂雕中的＂立马＂，若不是脚下躺着的匈奴，实在难以看出这是－匹沙社的战马。它硕大的头部已经超出了真实马匹的比例，整个石雕省略了太多写实的细节，以至于旁观者以为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马的眼神和表情更是难以琢磨似乎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不愠不火、不悲不怒。
汉代是一个神仙方术思想极为强盛的时代，1973年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不仅是墓中出止的帛画，汉画像石中更是屡见不鲜。其中的西王母、玉兔、蟾蜍等均为神仙思想的典型形象。对于方术、求仙的记载在史籍中更为丰富，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汉武帝对求仙也是孜孜不倦，曾下令召寻法力强大的方士入宫为他服务，并对方士几近言听计从。元光二年听信方士所言，命人前往海上蓬莱欲求长生不老之药；后又听信方士指点，在太液池中建造海上仙山，欲求营造气氛引神仙下凡。就连自命不凡的霍去病也对鬼神说极为重视，这一切种种都说明浪漫的神仙信仰在西汉社会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为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汉艺术中，更是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这种思想观念的烙巧。
＂霍墓＂石雕继承了这种浪漫、执着的情趣，固不像秦代兵马偏一般理性严苛，石雕运用＂循石造型＂的手法，省略了写实的细节，但又不是完全放弃形象的辨识度，没有做到完全的抽象，而是在写实与抽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让它既具备了写实的辨识度，又没有生硬照搬细节，同时具备了抽象的美感，这种平衡是一种意象的传达。
对＂霍墓＂石雕的艺术真实性也有人表示质疑：＂霍墓＂石雕看似未完成的＂粗糙性＂是由于霍去病英年早逝，下葬仓促，汉武帝命人雕刻石雕时间有限，工匠匆促制作导致石雕的粗糙。但这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原因有很多逻辑漏洞。
其一，汉武帝对霍去病赏识有加，特诏其死后陪葬在自己的陵园中，对自己的陵园的修建，有哪个皇帝会如此粗糙？又有哪个工匠敢怠慢？
其二＂霍墓＂石雕中有刻石题记＂左司空＂，据陈直考证＂左司空＂是掌管国家砖瓦生产的机构，并监管石刻工艺。既然是由如此完备的国家工艺机构承担制作，其中一定都是能才巧匠，又怎么会有技术缺憾或工艺欠缺的情况发生呢？
西汉时一个封建统治日益上升的时代，初期经历了短替的休养生息后，汉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度带领西汉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武力扩张上，走向了即为盛的局面。西汉社会整体风貌是积极向上的，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的气节可歌可泣，这一切反映在西汉艺术上则是恢弘壮大的。而＂霍墓＂石雕正是继承了这份深沉雄大的气魄，为纪念霍去病的英勇功绩，更纪念了整个西汉社会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随着西汉石雕的发现，对＂霍墓＂石雕的特殊风格的研究不再是一个个例，出现了与＂霍墓＂石雕在材料、手法、风格上极为一致的作品，整体运用循石造型的雕塑手法，而一件作品中又同时包含了圆雕、浮雕、线刻的手法，不局限于细节刻画，将写意精神发挥至极，浪漫且不失理性，与殷墟出土的玉雕、战国的楚文化一脉相承。
有学者认为＂霍墓＂石雕选取的花岗岩硬度大，不易雕刻，虽西汉冶炼技术发达，但在西汉前期还未出现东汉高硬度、高强度且耐冲击力的脱碳钢，固花岗岩的雕凿技术难度大，而含去细节、采用循石造型的雕塑手法也许是解决此难题的唯一方法。
笔者基本认同以上的总结，但对第二点有部分的置疑。虽然笔者认同花岗岩雕凿难度大这一客观条件，现有考据也基本能证明当时钢材强度不够，但作为雕塑实践的创作者，从石雕创作角度考虑，既然当时工具、技术收到生产力的制约，而此批石雕又是重要的＂皇家工程＂，数量不只两三件，而是至少16件的大型组雕，为什么还要选择石雕石材种类中最坚硬的花岗岩作为雕塑材科呢？这种背道而驰的做法似乎在逻辑上说不通。笔者并不质疑＂客观条件制约＂这一影响因素，而是置疑产生这一＂客观条件制约＂原因的初衷。换言之，即＂霍墓＂石雕的石材为何执意要选用花岗岩，而不是其它易于雕凿的石材呢？笔者以为答案不是不能，而是不愿而为之。这就要将石材的选择意图不仅放在雕塑语言的角度，更要放在整个西汉性会思想的背景下考虑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