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次南极科考队队员、武汉大学博士生李航在南极中山站。武汉大学南极中心供图
“教学楼前的这块巨石，背后有一段怎样的故事？”不久前的一次团日活动中，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本科2103团支部书记、大二学生刘易琳，从校园里的一块石头切入，为同学们带来一场主题为《用脚步丈量地球，用行动勇攀高峰》的微团课。
这堂团课的“主角”，是一块从1万多公里外的南极漂洋过海而来的“南极石”。
这块形状不规则的巨石，取自南极中山站，重量超过两吨，朝南的一角向上耸立，直指天空。石体沟壑纵横，镌刻着在那块遥远的白色大陆上经过暴风雪洗礼的印记，一道道纹理，仿佛连接着一所高校与一片极地的不解之缘。
20年前，中国第19批南极科考队员顺利返航。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将这块“南极石”赠予武汉大学，作为该校110周年校庆的纪念礼物。“南极石”抵达校园的那天，两位测绘学界的院士——李德仁院士、宁津生院士亲手为其揭开“红盖头”。
地处“世界之极”的南极地区，风雪凛冽，冰原密布，自然环境恶劣。作为人类最后一个发现并抵达的陆地，南极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大“无人区”。
长久以来，对那片神秘大陆的向往，不断吸引着人们向未知的精神高地发起冲击。抵达南极，也被视为一国权益和综合国力的象征。
1984年以前，世界上已有10多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60余个考察设施，中国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科学考察站。
在“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大陆”的号召下，1984年，我国组建起包括科学家、军人、建筑工人、船员、记者等500余人在内的第一支南极科考队，从上海出发，向南极进军。
极地考察，测绘先行。武汉测绘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所测绘类高等院校（1985年，武汉测绘学院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教育部把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原湖北医科大学与原武汉大学合并重组，成立了新的武汉大学——编者注），时年45岁的武汉测绘学院教师鄂栋臣，被委任为科考队测绘班班长。
出发前，鄂栋臣在“生死状”上毅然签下名字。当考察船穿越西风带时，12级台风席卷而来，卷起的海浪猛烈地撞击着甲板。船舱里，队员们艰难地维系着身体平衡，甚至有人开始写遗书。
经过40天的航行，1984年12月30日，54名队员率先登上南极乔治王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南极大陆高高飘扬。
面对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在南极绘制一张中国人自己的地形图，成为测绘班的首要任务。前半个月，鄂栋臣和其他队员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便扛起测绘仪，依靠简陋的工具，在冰天雪地里穿行。
为了尽快完成建站，500余名科考队员与大自然“抢进度”。600多吨的建站物资靠肩挑人扛，队员们冒着刺骨的风雪，在10天之内完成装卸。由于南极紫外线照射格外强烈，即使隔着厚厚的面罩，几天下来，几乎每个人脸上都脱了一层皮。
1985年2月20日，我国第一座极地科考站——长城站正式建成，中国成为继阿根廷、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后，第18个在南极洲建立科考站的国家。这片自然的高地、精神的高地，第一次留下了中国科考队庄严的足迹。
此后，鄂栋臣六赴南极、四探北极，参与了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建站、北冰洋科考、北极黄河站考察等重大极地科考项目，主持命名了300多个中国南极地名，被誉为“极地测绘之父”。
从1984年鄂栋臣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考开始，迄今为止，在我国组织的39次南极科考中，武汉大学师生没有一次缺席，是全国参与南极科考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39年来，武汉大学累计派出近200名师生，参与39次南极科考和16次北极科考。
在人类到达南极之前，南极不仅是地理上的“无人区”，更是科学研究的“无人区”。
39年间，中国南极科考的目标，已逐渐从“抵达南极”转向“研究南极”，进而为南极的和平开发与利用打下基础。武汉大学南极科考的步伐，也始终与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着。
在鄂栋臣最早的学生之一、今年57岁的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庞小平看来，鄂栋臣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大格局”——从参与首次极地科考开始，他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让武汉大学极地测绘研究“后继有人”。
20世纪80年代起，鄂栋臣就谋划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极地测绘研究的科研机构。经过近10年的不懈坚持和四处奔走，1991年，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原国家测绘局联合发文，批准成立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挂靠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从事极地测绘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逐步建立了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这一具有特色的交叉学科，成为国内极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基地。
“我们测绘人的地图测到哪里，象征着祖国的权益就延伸到哪里”，这是鄂栋臣常常向学生提起的一句话。在鄂栋臣的影响和带领下，庞小平深耕极地地图测绘，设计并编制了我国第一本南北极地图集，获得国内地图界最高荣誉——“裴秀奖”金奖。
21世纪，极地科考步入快车道，生活、交通、通信等各方面技术保障都有了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逐渐挺进南极大陆更高更远的地方，深入开展科研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南极的“极点”（南纬90°的地方）、“冰点”（南极最冷的地方）、“磁点”（地磁的最南端）和“高点”（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因地理位置特殊，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被世界科学家公认为南极科考的4个“必争之点”。
彼时，美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国相继在“极点”“冰点”和“磁点”建立了科考站，只有“高点”难以抵达——那里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300公里，500公里，1100公里……中国科考队一次次向南极内陆的“高点”挺进。
2004年12月12日，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13名队员驾驶4辆雪地车，拉着100多吨重的物资，开始了我国第4次南极内陆考察。
经过近40天的艰苦跋涉，2005年1月18日3时许，武汉大学博士生张胜凯和队友们一起，找到海拔4093米的冰穹A，将一根标志杆深深地插进冰原，成为国际上第一支踏上南极冰盖最高点，开展系统研究的科考队。
2009年1月27日，我国第一座、世界第六座南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建成，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实现了从“边缘地区”向“核心地区”的历史性跨越。
从1995年博士生万幼川成为武汉大学参加南极科考的第一位在校学生开始，此后每一年，武汉大学派出的科考队员名单中，总能看到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身影：湖北第一位参加科考的女性周春霞、新婚第二天就出发前往南极的博士杨元德、不间断驻守南极近500天的90后博士李航……
一批80后、90后甚至95后年轻人，从这里与南极结缘，也在这里坚定了学术志趣和人生选择，成为团队教师，带领更多后辈踏上南极的征途。
去年11月，已是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的杨元德，以第一作者完成的论文《东南极冰盖PANDA断面绝对重力测量》发表于国内顶尖期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论文的数据来自2019年杨元德随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出征时，在南极内陆冰盖测得的全球首份长距离高精度绝对重力值。
论文中这样写道：“此次重力测量是国际上首次深入到南极内陆开展的冰面重力测量，并且获得了1240km测线个绝对重力和重力梯度以及冰面高程数据。”
在这位五赴南极的80后青年教师看来，南极之旅已逐渐成为他日常科研的一部分，“看到自己在冰川雪原测量的数据，真正运用到科研成果中，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999年出生的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学生陈亮宇，两个月前刚刚完成中国第39次南极科考任务，随队返回国内。此次科考队于2022年10月26日出征，今年4月6日返回上海码头，历时163天。
作为武汉大学目前参与南极科考的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位，陈亮宇说，163天里，那些与冰川、企鹅和风雪相伴的日子，让自己褪去了青涩的“学生气”——在一个远离现代文明，常常脱离网络的地方，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逐渐懂得了“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长久”的道理。
的确，在偌大的大学校园里，这群南极科考师生，似乎是个“寂寞”的存在。中心所有的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人；当前极地测绘研究相对“冷门”，在“群星璀璨”的武汉大学，测绘学科看似并不出众；极地研究周期长、成本高、难度大，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学术圈”仿佛并不讨喜……
可每到招生季，这里的名额却常常“爆满”。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学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南极梦”。
2022年高考后，湖北考生朱圣鸿以675分的成绩被武汉大学录取，成为去年武汉大学在湖北省录取的最高分。按当时的成绩，本可以选择一线城市就读更“热门”专业的他，却作出了一个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的选择——志愿表上只填了“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中学时，朱圣鸿在图书馆偶然读到武汉大学博士生李航以自身科考经历撰写的《在南极的500天》一书。书中惊艳的南极风光、有趣的科考故事，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内心。这个00后男生由此萌生了探索南极、研究南极的志向，还没入学就认准了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张小红介绍，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思政教材。
2022年，武汉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通识选修课程《走进极地》，艾松涛、周春霞、庞小平、杨元德等数十位曾经“抵达”极地，而今“研究”极地的专家学者，用亲身经历，为来自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讲述科考故事，分享极地见闻。
上完一个学期的课程，历史学院2019级本科生李轩被那片神秘的南极大陆深深吸引，也感叹于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薪火相传，征服“无人之境”的故事。受到启发，他也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干一件“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从小就对先秦历史感兴趣的李轩，从老师那里得知，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欠缺，先秦时期地理信息的考释和整理疑难颇多。先秦历史地图编绘，一直是国内历史研究的空白。即使是由哈佛大学、复旦大学知名学者建设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也只记录了公元前221年以后的数据集。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轩决心和团队成员一起，“扎”到成堆的古籍里，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他们还自学GIS软件，用信息化系统还原先秦历史地图。经过一年的努力，团队编绘出37页先秦历史地图和130余页释文，项目还获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立项，验收结果优秀。李轩认识到，“勇闯‘无人之境’的内核，就是要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做到极致”。
39年来，武汉大学通过建设极地大课堂、极地展览馆、极地科考报告团等途径，在全国高校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极地科考文化，凝练出“爱国爱校、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南极科考精神，成为引领学子成长成才的精神财富。
珞珈山下，那块历尽风霜的南极石朝向正南方，指引着一批又一批学子，一路向南，去闯荡更多、更险的“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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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前的这块巨石，背后有一段怎样的故事？”不久前的一次团日活动中，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本科2103团支部书记、大二学生刘易琳，从校园里的一块石头切入，为同学们带来一场主题为《用脚步丈量地球，用行动勇攀高峰》的微团课。
这堂团课的“主角”，是一块从1万多公里外的南极漂洋过海而来的“南极石”。
这块形状不规则的巨石，取自南极中山站，重量超过两吨，朝南的一角向上耸立，直指天空。石体沟壑纵横，镌刻着在那块遥远的白色大陆上经过暴风雪洗礼的印记，一道道纹理，仿佛连接着一所高校与一片极地的不解之缘。
20年前，中国第19批南极科考队员顺利返航。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将这块“南极石”赠予武汉大学，作为该校110周年校庆的纪念礼物。“南极石”抵达校园的那天，两位测绘学界的院士——李德仁院士、宁津生院士亲手为其揭开“红盖头”。
地处“世界之极”的南极地区，风雪凛冽，冰原密布，自然环境恶劣。作为人类最后一个发现并抵达的陆地，南极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大“无人区”。
长久以来，对那片神秘大陆的向往，不断吸引着人们向未知的精神高地发起冲击。抵达南极，也被视为一国权益和综合国力的象征。
1984年以前，世界上已有10多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60余个考察设施，中国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科学考察站。
在“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大陆”的号召下，1984年，我国组建起包括科学家、军人、建筑工人、船员、记者等500余人在内的第一支南极科考队，从上海出发，向南极进军。
极地考察，测绘先行。武汉测绘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所测绘类高等院校（1985年，武汉测绘学院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教育部把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原湖北医科大学与原武汉大学合并重组，成立了新的武汉大学——编者注），时年45岁的武汉测绘学院教师鄂栋臣，被委任为科考队测绘班班长。
出发前，鄂栋臣在“生死状”上毅然签下名字。当考察船穿越西风带时，12级台风席卷而来，卷起的海浪猛烈地撞击着甲板。船舱里，队员们艰难地维系着身体平衡，甚至有人开始写遗书。
经过40天的航行，1984年12月30日，54名队员率先登上南极乔治王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南极大陆高高飘扬。
面对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在南极绘制一张中国人自己的地形图，成为测绘班的首要任务。前半个月，鄂栋臣和其他队员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便扛起测绘仪，依靠简陋的工具，在冰天雪地里穿行。
为了尽快完成建站，500余名科考队员与大自然“抢进度”。600多吨的建站物资靠肩挑人扛，队员们冒着刺骨的风雪，在10天之内完成装卸。由于南极紫外线照射格外强烈，即使隔着厚厚的面罩，几天下来，几乎每个人脸上都脱了一层皮。
1985年2月20日，我国第一座极地科考站——长城站正式建成，中国成为继阿根廷、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后，第18个在南极洲建立科考站的国家。这片自然的高地、精神的高地，第一次留下了中国科考队庄严的足迹。
此后，鄂栋臣六赴南极、四探北极，参与了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建站、北冰洋科考、北极黄河站考察等重大极地科考项目，主持命名了300多个中国南极地名，被誉为“极地测绘之父”。
从1984年鄂栋臣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考开始，迄今为止，在我国组织的39次南极科考中，武汉大学师生没有一次缺席，是全国参与南极科考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39年来，武汉大学累计派出近200名师生，参与39次南极科考和16次北极科考。
在人类到达南极之前，南极不仅是地理上的“无人区”，更是科学研究的“无人区”。
39年间，中国南极科考的目标，已逐渐从“抵达南极”转向“研究南极”，进而为南极的和平开发与利用打下基础。武汉大学南极科考的步伐，也始终与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着。
在鄂栋臣最早的学生之一、今年57岁的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庞小平看来，鄂栋臣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大格局”——从参与首次极地科考开始，他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让武汉大学极地测绘研究“后继有人”。
20世纪80年代起，鄂栋臣就谋划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极地测绘研究的科研机构。经过近10年的不懈坚持和四处奔走，1991年，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原国家测绘局联合发文，批准成立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挂靠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从事极地测绘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逐步建立了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这一具有特色的交叉学科，成为国内极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基地。
“我们测绘人的地图测到哪里，象征着祖国的权益就延伸到哪里”，这是鄂栋臣常常向学生提起的一句话。在鄂栋臣的影响和带领下，庞小平深耕极地地图测绘，设计并编制了我国第一本南北极地图集，获得国内地图界最高荣誉——“裴秀奖”金奖。
21世纪，极地科考步入快车道，生活、交通、通信等各方面技术保障都有了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逐渐挺进南极大陆更高更远的地方，深入开展科研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南极的“极点”（南纬90°的地方）、“冰点”（南极最冷的地方）、“磁点”（地磁的最南端）和“高点”（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因地理位置特殊，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被世界科学家公认为南极科考的4个“必争之点”。
彼时，美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国相继在“极点”“冰点”和“磁点”建立了科考站，只有“高点”难以抵达——那里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300公里，500公里，1100公里……中国科考队一次次向南极内陆的“高点”挺进。
2004年12月12日，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13名队员驾驶4辆雪地车，拉着100多吨重的物资，开始了我国第4次南极内陆考察。
经过近40天的艰苦跋涉，2005年1月18日3时许，武汉大学博士生张胜凯和队友们一起，找到海拔4093米的冰穹A，将一根标志杆深深地插进冰原，成为国际上第一支踏上南极冰盖最高点，开展系统研究的科考队。
2009年1月27日，我国第一座、世界第六座南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建成，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实现了从“边缘地区”向“核心地区”的历史性跨越。
从1995年博士生万幼川成为武汉大学参加南极科考的第一位在校学生开始，此后每一年，武汉大学派出的科考队员名单中，总能看到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身影：湖北第一位参加科考的女性周春霞、新婚第二天就出发前往南极的博士杨元德、不间断驻守南极近500天的90后博士李航……
一批80后、90后甚至95后年轻人，从这里与南极结缘，也在这里坚定了学术志趣和人生选择，成为团队教师，带领更多后辈踏上南极的征途。
去年11月，已是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的杨元德，以第一作者完成的论文《东南极冰盖PANDA断面绝对重力测量》发表于国内顶尖期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论文的数据来自2019年杨元德随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出征时，在南极内陆冰盖测得的全球首份长距离高精度绝对重力值。
论文中这样写道：“此次重力测量是国际上首次深入到南极内陆开展的冰面重力测量，并且获得了1240km测线个绝对重力和重力梯度以及冰面高程数据。”
在这位五赴南极的80后青年教师看来，南极之旅已逐渐成为他日常科研的一部分，“看到自己在冰川雪原测量的数据，真正运用到科研成果中，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999年出生的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学生陈亮宇，两个月前刚刚完成中国第39次南极科考任务，随队返回国内。此次科考队于2022年10月26日出征，今年4月6日返回上海码头，历时163天。
作为武汉大学目前参与南极科考的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位，陈亮宇说，163天里，那些与冰川、企鹅和风雪相伴的日子，让自己褪去了青涩的“学生气”——在一个远离现代文明，常常脱离网络的地方，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逐渐懂得了“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长久”的道理。
的确，在偌大的大学校园里，这群南极科考师生，似乎是个“寂寞”的存在。中心所有的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人；当前极地测绘研究相对“冷门”，在“群星璀璨”的武汉大学，测绘学科看似并不出众；极地研究周期长、成本高、难度大，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学术圈”仿佛并不讨喜……
可每到招生季，这里的名额却常常“爆满”。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学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南极梦”。
2022年高考后，湖北考生朱圣鸿以675分的成绩被武汉大学录取，成为去年武汉大学在湖北省录取的最高分。按当时的成绩，本可以选择一线城市就读更“热门”专业的他，却作出了一个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的选择——志愿表上只填了“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中学时，朱圣鸿在图书馆偶然读到武汉大学博士生李航以自身科考经历撰写的《在南极的500天》一书。书中惊艳的南极风光、有趣的科考故事，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内心。这个00后男生由此萌生了探索南极、研究南极的志向，还没入学就认准了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张小红介绍，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思政教材。
2022年，武汉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通识选修课程《走进极地》，艾松涛、周春霞、庞小平、杨元德等数十位曾经“抵达”极地，而今“研究”极地的专家学者，用亲身经历，为来自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讲述科考故事，分享极地见闻。
上完一个学期的课程，历史学院2019级本科生李轩被那片神秘的南极大陆深深吸引，也感叹于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薪火相传，征服“无人之境”的故事。受到启发，他也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干一件“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从小就对先秦历史感兴趣的李轩，从老师那里得知，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欠缺，先秦时期地理信息的考释和整理疑难颇多。先秦历史地图编绘，一直是国内历史研究的空白。即使是由哈佛大学、复旦大学知名学者建设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也只记录了公元前221年以后的数据集。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轩决心和团队成员一起，“扎”到成堆的古籍里，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他们还自学GIS软件，用信息化系统还原先秦历史地图。经过一年的努力，团队编绘出37页先秦历史地图和130余页释文，项目还获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立项，验收结果优秀。李轩认识到，“勇闯‘无人之境’的内核，就是要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做到极致”。
39年来，武汉大学通过建设极地大课堂、极地展览馆、极地科考报告团等途径，在全国高校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极地科考文化，凝练出“爱国爱校、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南极科考精神，成为引领学子成长成才的精神财富。
珞珈山下，那块历尽风霜的南极石朝向正南方，指引着一批又一批学子，一路向南，去闯荡更多、更险的“无人区”。